第1版(要闻)
专栏：

就我国内政外交问题
江泽民等答中外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在中外记者开始提问之前，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在我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新的领导成员。前不久，我陆陆续续听到许多记者希望对我们进行采访，但是由于事情忙，没有能够如愿。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前夕，有这个机会同大家见面，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今天在座的李鹏同志、乔石同志、姚依林同志、宋平同志、李瑞环同志，我想你们都是比较熟悉的。现在，我和他们五位同志都很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不会改变党的方针政策
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记者：总书记先生，我想问你一个今天许多中国人，许多中国学生都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认为天安门悲剧是否可以避免以及怎样得到避免？
江泽民：这位先生好像面熟，我估计很可能是过去在上海见过。首先我想要讲一下你刚才用的那个字眼：“天安门发生的悲剧”。我们认为这场风波不是悲剧，而是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推翻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暴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这场从动乱演变成的反革命暴乱，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所形成的，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国际上始终有这么一股势力，要想让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同时，我们国内有一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们搞阴谋，也是企图推翻我们这个国家的现政权。特别是由于我们党内出了前任总书记赵紫阳同志这样一个支持动乱、搞分裂的人，因此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使得我们失去了及时平息动乱的时机。但是，不管怎么样，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我们自己能够制止这场动乱，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直至取得决定性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记者：我要提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政治改革的战略是否有什么变化？
江泽民：我们已经一再地说明，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丝毫也不能更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对经济体制改革也好，总的战略目标以及我们的一些政策方针，都不会改变。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总书记，中国党和政府在建立健全法制的基础上如何推进民主化进程？
江泽民：刚才这位记者提这个问题，不禁使我想起一件事。我是学生出身，是在上海念的大学。解放以前，我们搞学生运动就提出要求民主，那个时候是推翻旧的统治，而且从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还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我们一直是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我们党和国家，自解放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在不断地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但是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民主都是与法制同时存在的，民主必须有一定的法制作保证。因此，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比如人民代表大会的渠道，对工人同志我们有工会的渠道来发扬民主。至于我们党，全党同志要密切地联系群众，不断地把群众的呼声、要求及时地反映给中央。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尽可能加以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会给大家作出解释。我们正在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解释渠道。
团结教育绝大多数参加学潮的学生，
对触犯刑律的人根据法律予以处理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李总理，您曾经谈到党中央和政府关于这场风波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能不能具体地讲一下？
李鹏：反思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是讲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一个是讲这件事情虽然有国际背景和国内小气候，是长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结果，但是也包括我们党和政府在前一段工作中的失误，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所以才有这样多的人卷入到这场动乱之中。在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事件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以后，在消除人民的不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当然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有决心把它进行到底。我们说这场风波是不可避免的，但不一定都会表现为这样一种激烈的形式。在处理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党的前任总书记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行动，使得事情复杂化了，发展成为激烈的矛盾。
纽约时报记者：总书记先生，海外的一些中国持不同政见的学生说，自从6月学潮被镇压以来，在全国已经有12万人被逮捕或处决。如果您认为这个数字不确切的话，为了增加透明度，您能不能告诉我们确切的数字？此外，像王丹、鲍彤、任畹町这样的主张非暴力的人，他们是不是会被处决？您能不能完全排除他们被处决的可能性呢？
江泽民：我们对这次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事后的处理方针很明确，我们要严格地区分、正确地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大多数的人，正如刚才李鹏同志讲的，由于对我们社会还有些腐败现象不满，因此参与了这次学潮，包括游行、示威，乃至于绝食。我认为对绝大多数同学，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采取的方针还是团结、教育。我最近讲过好几次，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对于他们采取满腔热情而又严格要求的方针。但是不能否认，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搞阴谋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我们现有的政府，因此就触及了法律问题。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有关部门，主要是司法部门，会根据法律对他们进行处置。在这一点上，刚才这位记者先生问我，对某个人具体怎么处置，我要抱歉地说，因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
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变，企业承包制要继续执行不断完善，对私人企业要加强管理和引导，继续保证乡镇企业健康发展
人民日报记者：请中央领导同志谈谈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企业承包合同、私人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等是否仍将继续？治理整顿是否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如何？
姚依林：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凡是在我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前正式决定的政策或者改革开放措施，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决定的条例、法规，我们都要继续执行。我们目前治理整顿的目的是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改革开放的措施还要继续完善和深化。当然，在治理整顿中间，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变的前提下，对某些具体政策和具体做法会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目的是使改革开放搞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为使沿海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将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继续欢迎外商来华投资，开办“三资企业”，在沿海地区发展“两头在外”企业，包括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企业承包制，我们认为，第一，要充分肯定它起过的积极作用，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要继续执行；第二，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研究完善承包措施。对于私人企业，我们将使它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同时，也要限制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从长远建设和最终政策上，要适当限制它的盲目性，加强管理和引导。乡镇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国家将继续保证乡镇企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苏两国两党合作前景非常好，对中印两国
关系发展持乐观态度
苏联塔斯社记者：江总书记，今年5月份，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访问的结果就是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且使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了。请问，你对苏联与中国的国家关系和我们两党之间关系发展的前途有什么看法？
江泽民：戈尔巴乔夫同志5月份到我们这里进行的访问，标志着我们两国两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这一段时期以来，在经济、贸易、科学、文化各个方面，双方的接触开始多起来了。很抱歉的是，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同志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这里正在闹学潮，特别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连他想去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但是，戈尔巴乔夫同志到上海访问时，虽然时间很短暂，我当时在上海任市委书记，我们还是满足了戈尔巴乔夫同志要到上海的普希金铜像前献花的愿望。他不仅去献了花，而且发表了一个很短的演说。最后我到机场为他送行的时候，我问戈尔巴乔夫同志对这次访问满意不满意，戈尔巴乔夫同志讲
“好，满意”（俄语）。我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在发展两党关系的四项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两国、两党之间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好的。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我来自中国的南部邻国，也就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请问您如何估价最近中印关系中所出现的一些事态发展，您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吗？
江泽民：正如你所讲的，中国和印度都在亚洲，而且我们两国的人口加起来将近20亿。以前我们两国的领导人，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和你们的总理尼赫鲁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说这是东方人对世界的一个很好的贡献。去年拉·甘地总理到中国来访问，不久我们中国的副总理吴学谦同志将到印度去访问。这种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访问非常有助于促进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同时，在这一时期，我们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很多接触。我本人对我们两国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中央要做的廉政七件事中有三件已做到，国
务院不久将公布杜绝在公务活动中请客送礼的
规定
新华社记者：加强廉政建设，惩治腐败，是我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前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这方面先做七件事。请问，中央领导同志是怎样以身作则的？下一步还准备采取哪些措施？
李鹏：廉政建设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新的中央常委产生以后，首先抓了七件事。办好这七件事的关键，一是从领导做起，一是要切实可行。七件事中，有三件已经完全付诸实现，第一是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的子女，退出流通领域公司，这件事已经全部做到；第二是把我们乘坐的比较豪华的从国外进口的小汽车作了更换。另外，过去我们领导人在食品方面有一点特殊照顾，这也全部取消了。这三条是完全做到了。关于清理公司，党中央和国务院最近作了详细规定。这项工作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我们清理公司，并不是否定公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只是对那些过多、过乱、过滥的公司进行清理，为的是把现在的公司办得更好。对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也有了很具体的规定。但是，应该指出，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领导干部出国进行公务和交流活动，因为这也是对外开放的需要，我们制止的是那些过多的出国。我们还压缩了某些出国人员免税限额的规定，甚至取消了某些优待。当然，某些人会不赞成的，但是我想就全国人民的大多数来讲，是欢迎的，是拥护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杜绝在公务活动中请客送礼。对此，国务院已作了规定，不久就可公布。这也是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事，而且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现在一些饭店表示抱怨，因为他们的生意大大清淡了，可见过去这些饭店的兴隆，很多是花公家的钱，花国家的钱。由于刹了吃喝风，一些高级食品的价格因此也下降了，这是好的现象。
法国阿尔萨斯最新消息报记者：总书记，我认识一位女学生，她在6月3日晚上的那场行动中受了伤，其后几天她遭到了逮捕，并遭到了拘留，而且也受到审问，然后，她就被遣送到四川的一个砖厂劳动。在她到四川的第一个星期里，就被当地的农民强奸了3次。我的问题是，这种对学生的严厉的措施，同您所说的理解学生、团结学生和认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这是否是一致的呢？
江泽民：首先你刚才讲的这种事例我没有听到讲过，同时，我现在也不能证实你所讲的是不是就是事实。我想再很简单地重申一遍，我们一直贯彻着这个方针，即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讲，我们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至于对那些真正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人，那是罪有应得。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法律。近一个时期，我听到不少类似于天方夜谭式的事例，我想我只能对这些表示遗憾。
统一祖国的方针没有改变，海峡
两岸经济差异不能成为阻碍统一理由
台湾联合报记者：今天这个场合非常重要，也很难得。我只有一个问题，是与两岸统一有关的问题，但是可能其中有几个小问题，希望能够谅解。第一个小问题是，在贵党的政策之下，对于两岸的统一，请问目前有没有时间表？第二个问题，台湾当局曾经多次说过，现在两岸的经济水平差距太大，不是坐下来谈统一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大陆的经济发展到两岸的经济水平接近的时候再谈统一，请问李总理、江总书记，您们的看法如何？第三个问题，“一国两制”这个两岸统一的建议，多年来台湾一直不肯接受，请问贵党是不是有什么腹案可以双方都能够谈，比如说组织联合政府，比如说邦联制度。最后，还有一个代表台湾民众的问题，就是在6月4日之后，台湾的民众很明显地对中共可能出兵进攻台湾感到恐惧，是不是各位能够在这里保证绝对不会动用武力进攻台湾？
李鹏：我愿意回答这位台湾记者的问题，虽然她提了若干个分支问题，但是毕竟这些问题都是与台湾和大陆关系有关的问题。关于统一祖国的方针，我们没有改变。因为这一方针是合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的。关于两岸的统一是不是有一个时间表，我说没有。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现实主义者。我想，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统一的时间就会快一点，如果背道而驰，这个时间就会更长一点。说到台湾和大陆经济上的差异，我想是有一些差异。但是这个差异不能成为祖国不能统一的理由。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在经济上也有很大差异，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我们沿海可以从中国分裂出去。香港和内地的各个省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不能说1997年香港就不归还中国。台湾毕竟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2000多万人口，是祖国的一个部分。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但是我们对外国人讲，至于是用和平的方式还是也不排除武力的方式，那是中国的内政。现在更现实的问题是实现“三通”，使台湾、大陆的人民有更多的互相了解、互相接触的机会，这对于我们的统一大业是有好处的。
“扫黄”得到全国各个方面人士
共同支持，效果是好的
北京周报记者：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扫黄”，请问现在情况如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会带来什么影响？
李瑞环：关于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扫黄”，这个道理我想比其他问题解释起来要简单得多。毫无疑问，我们和国外也有区别点，就是在什么是“黄”这个标准上。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也由于我们管理上的疏漏，特别是由于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不够一贯，使许许多多黄色的东西泛滥。它的存在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污染了我们的社会，严重地破坏和干扰了我们的社会秩序，也干扰了文化的正常交流。最近一个时期，我们采取了坚决而切实的措施“扫黄”，得到了全国各个方面人士的共同支持，效果是好的。我们许多情况和外国不同。对我们采取的一些方针政策，许多国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对于“扫黄”这件事，据我了解，不同的说法并不多。说都同意也不实际，因为许多“黄源”来自境外，由于我们“扫黄”，断绝了一些人的发财之路。总之，我们“扫黄”，一是大得人心；二是形势很好，取得了一些成绩；三是还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长期坚持下去才能完成。
十三届五中全会中心议题将涉及经
济建设、治理整顿等许多问题
中国日报记者：有消息说，国庆节以后，中央将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请问能否谈一下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是什么，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江泽民：几个月前，我们举行了十三届四中全会。毫无疑问，接下来肯定要开五中全会。我们有这么一个打算，下一次五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我们当前的或许两三年之内的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治理整顿等许许多多的问题。至于究竟什么时候开，我们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联邦德国广播电台记者：总书记，您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央军委主席这个职务会有什么变化？
江泽民：最近，我看到许多国外的报纸报道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想，这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近十年来，在我们党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方面，他是总设计师。他曾经几次提出来，希望我们这个新的常委会能够很好地负起责任，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但是，这件事事关重大。究竟在什么适当时候他要退下来，由什么人来接替，这要由我们党和国家最后决定。因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要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要经过全国人大。
党中央正采取具体步骤加强党的建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在这次动乱和暴乱期间，有一部分党员卷进去了，有的被开除党籍，还有的自行退党。这个数字大致有多少？至于下一步中央采取新的措施以后，将要反腐败、整顿公司，还可能有一部分党员卷进去，这样党的威信会不会受到影响？中央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党的建设？
宋平：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有极少数的党员退党，这个数字在北京、中央机关党员中只是极少数。但同时也有在动乱期间要求入党的。这极少数党员退党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要重视和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最近，党中央和有关部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些具体步骤。在党员教育方面，首先是要加强对党员的马列主义的基本教育，要结合当前形势来进行贯彻党的四中全会精神的教育。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们党内对党员教育的工作这些年来是削弱了，现在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大大加强，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需要加强。只要我们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乐观的。
处理了一些在动乱和暴乱中情节
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现在西方许多国家非常震惊地看到你们处死一些政治上表达了不同观点的人和参加了政治抗议的人的画面。所以，您愿不愿意向西方作出保证，就是说在未来如果有谁表达的政治观点同你们所持的信念不同的话，他不会被处死？
乔石：这位记者先生刚才提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准确地说一下。我们在这次动乱和北京地区反革命暴乱以后，处理了一些人，主要是一些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比如说搞打、砸、抢、烧、杀的人。其中情节严重的，我们经过事实的调查和司法机关正常的程序，对他们判处了死刑。至于对卷入这场动乱和暴乱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我们采取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正像刚才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是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轻易给他们法律处分。你刚才说的处死持不同政见、参加政治抗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当然，参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有一些人还在由司法部门审理过程中。我相信到适当时间，我们的司法部门会予以公布的。我想顺便说一下，刚才有一位记者先生说，我们杀了多少万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国际上确有人想把香港变成反共
基地，相信香港同胞会分清是非界限
香港大公报记者：我想请问，前一段香港同胞对于国内的事情发表的一些意见和一些行动，被指责为“不要让香港成为反共基地”和“河水不犯井水”。我想请问在“一国两制”精神的保障下，香港同胞可以怎么样表达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而不会被认为是恶意的？
江泽民：我想应该这么说，就是前一个时期外国的一些宣传报道有许多是与事实真相不相符合的。有这样的说法：谬误的东西你说了一千次有时就会变成“真理”。因此，我们的香港同胞在这种错误的宣传下产生一些不理解，对此我想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就是一国可以两制。我曾经对香港的一些先生们讲过一句俗语，就是刚才这位记者讲的：井水不犯河水。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可以表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不变的方针。但是，我想也无可讳言，确实国际上有一些人想要把香港变成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攻击我们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个基地。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的香港同胞是会分清这个是非界限的。
葡萄牙通讯社记者：前任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现在何处？将来对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江泽民：赵紫阳同志正如我们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里讲的，他现在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四中全会对他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是他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错误。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在继续对他进行审查。刚才这位记者关心赵紫阳的生活，我想我们中央有一个一贯的方针，就是一个党员犯了错误，在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现在生活得很好。我顺便再说一句，他的资格比我老，所以我看他的生活待遇恐怕比我现在的生活待遇要高。
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本身
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我也姓江，向“本家”提个问题。刚刚江总书记讲，今后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过去有两位总书记都因为犯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而下台。请问江总书记，您如何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能避免两次、两位接班人的失误？另外，邓小平曾经说过，要以总书记为核心，至少要两年内停止党内的争论。请问目前中共党内最主要的争论是什么？刚才提到“六四事件”，江总书记说这是“六四暴乱”，但是李鹏总理说是“六四风波”。请问中共高层对“六四事件”如何定位？
江泽民：我很高兴回答台湾中国时报这位“本家”的问题。我想两位台湾记者所说的普通话好像比我讲得还好。刚才李鹏同志回答的问题使我更加感觉我们大陆和台湾省应该更快地和平统一，可以“一国两制”。我想刚才李鹏同志回答了那位台湾记者所关心的问题，就是会不会用武力解放台湾。刚才李鹏同志讲的我完全同意。我只想再强调一下，我们的方针是和平统一，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能承诺不使用武力，我想不承诺，这更加有利于和平统一。现在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一个就是关于改革开放。我想，毫无问题，我们要继续改革开放。这个方针我不要多去解释，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各种报刊讲了很多。但是，我们今后在贯彻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确实要十分重视，要坚决贯彻，我想坚持改革开放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有人提醒我，你前任的总书记就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不力而下去的，因此你要充分注意这个问题。从他的逻辑来讲，似乎我这样做是为了要保持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我想，不是如此。因为从总的方针来讲，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身，共产党领导的本身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刚才所讲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指出的赵紫阳同志的错误，主要是指他分裂党、支持动乱。毫无疑问，他当了好多年的总理，同时也担任了一年多的总书记，在其他方面，我们在四中全会的公报里就已经讲了，他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对他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确实在具体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他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就有必要很好地总结我们这若干年来究竟有哪些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东西，以有利于进一步地贯彻好这些方针政策。这个和争论好像不是一个相同的含义。刚才这位江记者还问了“六四”的暴乱，有的说是“风波”，是不是在领导层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看可以肯定地讲，这次是一场反革命暴乱，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其它的语言表达。科学地讲对这次事件我们是叫“暴乱”，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分歧。